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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有故事的人】吴念真:我不是知识份子,我是普通人

用心过日子,每个人都是有故事的人。吴念真导演总能用浅白字句说出市井小民心声,原因没别的,因为他说的就是自己的生活、我们共有的日常。

真实的故事

台湾新电影留给现代观众最深的印象,是他用自己,深刻了侯孝贤的「乡村」、杨德昌的「都市」,最后观众都能在这些电影里,透过他,看到自己。

每当他开始回顾着瑞芳矿坑的童年时,他总是会念念不忘一位名为「 条春伯」的工人。

条春伯是村里少数识字的人,所以,村里的人如果有需要写信或是需要读信的时候, 总是会请条春伯来帮忙写信或是解释翻译( 国语翻成台语)信。条春伯会以自己的方式与话语,转化村民有时夹杂髒话、有时夹杂毫无重点的日常对话的文字叙述,他会写成书信上规规矩矩的文字,让收到信的人很快就能理解,他有时也用自己的方式将信上充满怨言与愤怒的文字(多半是讨钱讨生活费),转化成婉转但不失原意的口头叙述讲给村民听。

在他年幼时,条春伯是他心目中的知识份子,这个人深深影响了他,一直到成年后的数十年,已经用「 说故事」 这项天分赖以为生、声名大噪时,他还是念念不忘着条春伯当年告诉他的这段话: 「你有能力的话, 应该替旁边的人做些什幺。」(推荐阅读:吴念真写给台湾的一封信:世界上伟大的事,都是年轻人弄出来的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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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,他用「故事」,一直不停地替台湾人发声。

他做工出身,学商毕业,最后选择的人生道路却是文学,就是因为拥有各种不同的经历,看过太多在身旁发生过的奇特故事,所以,想像出的故事,写出的故事,形形色色。在他的电影编剧黄金期八○年代,他写了讲述歌舞圈姐妹花的心酸故事《台上台下》,写了讲述退伍老兵的爱情故事《老莫的第二个春天》,也写下取材于他的母亲讲述过的乡里故事《八番坑口的新娘》。

直到现在,故事还是他的生财工具,那是他翻转人生阶级的钥匙,是他拿在手上準备反击这世界不公的锐利宝剑,也是他的信仰。编出的每个故事,都是从虚构中反映出真实,把现实生活的社会问题写在剧本里,弱势的、底层的、丑陋的真实,用最浅白的方式,虚实交错,透过电影放映机的光照射在黑暗银幕上的同时,传达给观众似简却深的道理,因为他用故事包装着,他想说出口的真相。

而他的本事在于,不论什幺样的环境与时代里,总能说出贴近人心的故事。

我们都知道,故事的基本元素是空间、时间、角色、情节这些可变可动的因素,但是,乔治.卢卡斯曾经说过,从古至今,所有的故事类型其实一共只有二十五种,再怎样厉害的花稍变化,都只是在前人原有的基础上做出细微进步。千年前的「 希腊悲剧」 与莎士比亚的「 四大悲剧」,到了二十一世纪风行的漫威《复仇者联盟》 电影系列与飙车电影《玩命关头》 系列,都是在用类似的方式说着相似的故事,而每一位说故事的人的差别就在于,如何在虚构的故事里头,放进自己观察到真实的「细节」,让你感动让你哭。(推荐阅读:吴念真、阮光民的创作哲学:生活不用笔记,会忘记的事就是不重要)

所以,他将自己真实的细节,放进「台湾新电影」里。

身为上个时代台湾新电影的推手之一,他在全台湾最不可能创新与改革的国营电影公司,与当时的总经理明骥明老总,与总是会互相斗嘴的作家小野,一起在全台湾电影院战场的西门町,矗立在人潮最多的广场那幢「 中影股份有限公司」 的办公室八楼,每天绞尽脑汁,不停地构思企划与故事,努力与当时台湾的风气连结,试图以电影反映当代人的真实。

事到如今,台湾新电影留给现代观众最深的印象,是他用自己,深刻了侯孝贤的「乡村」、杨德昌的「都市」,影响了后辈的电影人。

侯孝贤说,他的笔名来自于他的初恋情人, 告诉自己「 不要再挂念阿真」 , 虽然像是要告诉自己「 已经错过的事物就不要再留恋了」 。但是这也像是太过留恋, 所以要把她的名字放在最醒目的地方, 跟自己永远相连在一起,变成这个被誉为「全台湾最会说故事的人」的象徵。

这个笔名的意义是前者还是后者, 他曾经公开说明过几次( 妹妹投稿时帮他改名「 念真」 , 后来想改笔名报社告诉他「 前面加个『 吴』 就行了啦」),这个故事发展至此,也被侯孝贤拍成电影《恋恋风尘》。

但是他说,当他第一次看完电影成品却有些困惑,因为这样的故事对他的「真实」来说非常「 不真实」,看着被虚构过后的事实,产生一种意识错开的既视感,但是这样的故事却一直不停地在两人之间的合作出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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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跟侯孝贤合作多次,从一开始的《儿子的大玩偶》到最后的合作用他真实的虚构,回顾父亲人生的自传电影《多桑》,将他的「乡村故事」 化成一种「寓言」,观众总能在其中找到,我们曾经发生过但已经被遗忘的细节(不擅言语的父亲之爱, 从来不曾说出口的「 我爱妳」),因他的过去而感伤,因他的细节而怀念。

在杨德昌不长的电影生涯,他替他的第一部长篇电影《 海滩的一天》编剧( 也演出了一个客串性质的角色「 公司职员」),一直到他最后一部电影《一一》,他担当了这部电影的主角,这个一开始就以他为本的角色「NJ」(连英文缩写都一模一样)。(推荐阅读:杨德昌《一一》经典重映:其实我再也没有爱过其他人)

他说,当杨德昌找他来演这个角色时,原先想推掉,他没有办法担当电影主角的大任。但当他知道,杨德昌是观察到他疲累的一面( 当时在忙台湾电视圈开始风行「 台湾乡村行脚节目」 的滥觞《台湾念真情》 ),看到他对世事万物那种无可奈何的态度,所以决定找他来演这个社会常见的普通人,听完理由之后,他点头。

在电影《 一一》的开头,NJ 在婚礼中回家拿东西,但却忘了自己要拿什幺,下楼之后再上楼,苦思着「 我到底要干嘛啊」,最后,什幺东西也没拿就回去了。这个总是忙到忘东忘西的中年人样貌,是杨德昌对他最真实的细节描写,也是杨德昌想要在他的真实里,放上当代忙碌都市人的共同象徵:我们总是不停地错过,错过了家庭,错过了爱情,最后,错过了人生。

他的这些真实,激发了台湾新电影,激发了侯孝贤与杨德昌的思考,最后都留在他们的电影里面,最后观众都能在这些电影里,透过他,看到自己。

关于自己,他写小说,写电影剧本,当中影公司的编审,当电影导演,当节目主持人,拍脍炙人口的广告,想出简单好记的广告对白,他忙的事情太多太多,事业有成功也有失败( 第二次执导的电影《 太平・天国》 票房与评价不比第一次执导的电影好),而自己的人生,有高峰也有低潮,有时,他会用故事记录这些过往。父亲的人生,他拍成电影《多桑》,弟弟的离世,他写在散文集《 这些人,那些事》里,用故事的方式,记录这些真实,记录自己的情感。

十几年前,在他第一次执导舞台剧《人间条件》时,在出版发行的剧本书前言写着,他认为自己不是知识份子,只是一个说故事的人,在「 商业跟艺术」之间, 他觉得自己是偏向商业,就像日本每年都会拍出一两部《男人真命苦》来维持松竹电影公司收入的导演山田洋次一样,他们都会在这些简单直白的剧情里,用喜剧,用悲剧,写下对人性的观察,最后,描写出最真实的「人」。

二十一世纪初, 他从电影跨足舞台剧, 他写出一连串关于「 台湾家庭」 的舞台剧本《人间条件》 在台湾一连上演十几年,从第一部写到第六部,舞台剧的名称取自于日本名导小林正树的反战人道主义电影《人间の条件》,这个五十年前的电影系列,当年拍到故事的第六部就完结,然而,五十年后,这个台湾的「国民戏剧」,却不甘只停留在第六部。(推荐阅读:不确定是一件好事!哈佛校长福斯特的毕业演说:「用你的人生,说一场新鲜的故事」)

可能就像他的笔名一样吧,虽然告诉自己已经错过的事物就不要再留恋了,但是,它放在记忆里,总有一天就能透过虚构的文字,把它转化成真实的感情,表达出来,散播出来,就像当年条春伯告诉年幼的他,这是他的天分,也是他的责任。

他的笔不止歇,故事还会继续说着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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